“叫我家辉。”范家辉递出名片，接过名片，建议省略姓氏称呼彼此。他的语调不高不低平平过来，既亲切又自然，人和人初次相见的那种微耸瞬间被熨伏。
细灯芯绒衬衫，红色；Zara紧身牛仔裤，蓝得舒服；阿迪达斯跑鞋，红色耐克运动袜；莫西干发型，短发里有星星点点的白。在过去一年里，他成功地减掉了25公斤――这令他提起公司的某款产品颇有说服力――目前身材相当fit。
这一天是5月4日。范家辉一早群发了两篇纪念“五四”95周年的文章。他的邮件群里大约有5万人，从朋友到员工。
“我们青年人应该有理想……”他说。
这位青年生于1963，7年来是如新集团大中华区总裁，也是这家根基在美国盐湖城的跨国直销公司23年前在亚洲聘用的第一人。
从1991年起，他受公司委派，像推土机一样开拓并管理了12个亚洲市场：香港、深圳、澳门、台北、印尼、日本、韩国、菲律宾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以及中国大陆。
时至今日，身为如新大中华区域总裁的他，依然在大中华区两岸四地持续不断地突破创新、创造纪录。在他的带领下，短短六年时间，大中华区由07年的年营业额不足2亿美元一跃成为如新集团第一个年营业额突破10亿美元的区域，比之前的计划提早了一年多实现，并占到当年全球业绩的三分之一强。
“我喜欢做新的事，从零开始。”他说，“我是坐不住的人。”
香不能断
位于十六番的鲤鱼门本是个小渔村，算起来也有150多年了。1960年代，有渔民划着小舢板靠岸，叫卖新捕的海鲜；岸上的食客踩着晃悠悠的木排，去挑那仍在扑腾的活物，钱货交接，提着就到一旁的小馆活杀现做……范家辉描述40多年前的风情。
他径直往海鲜街深处去，在熟识的卖家停下，招呼，挑拣，顺手拈只虾丢给一尾隆头阔唇的大鱼。大鱼一转身，虾不见了。
在这地道的香港食肆，空气里满是9个音调的粤语，铿锵婉转，每个韵脚都落在俗世的喧腾里，这是他熟稔的玲珑市井。
范家辉生在香港。一岁多，母亲离开了家，妹妹刚出生，父亲事业最低谷远走日本。奶奶，一位只识得《千字文》中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”的妇人，在三角地开了一爿门面大约2米的檀香店，撑起一家七口的生计。
“我是跟六个女人一起长大的，四个姑姑一个妹妹。没有长成贾宝玉，倒还不错。”范家辉一开口，便表现出与内地的“不隔”；当他引用起毛泽东、邓小平的话，就更有一种“贴近”。
从一岁多起，他在檀香店里长大，紧挨着菜市场、小店铺、书报亭……看的是形形色色的人，听的是南腔北调。长到五六岁，司看店之职。
“香是家里自己做，哪怕一时赚不到钱，用料也要够足――断香是忌讳，也是砸牌子的事。”范家辉说，诚信、刻苦、耐劳，是奶奶的言传身教。
“小买小卖，来的都是邻里，大部分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大妈。递过来一张五块钱，第一，拿个算盘出来打给她看，一块七的香，要找三块三；第二，找钱是一块、两块、三块，一毛、两毛、三毛，一张张数给她，这叫清清楚楚。”他演示五十年前的找钱动作，一板一眼。
“点点滴滴，细水长流，口碑传出去，奶奶的店就慢慢在扩大，后来她可以跟印度人做生意……精准，做事做在点子上，这都不是读书读来的。”
范家辉个子不高，但在做生意这件事情上，他却是个大块头――我是说，他开窍得早。
运檀香的纸板箱可以卖废纸，一毛钱一斤。他喜欢下雨天，拖着十个纸箱往回收点去，心里想的是雨水的增量。多年以后，当他在河南驻马店或者洛阳收购生牛皮时，看着当地回民拿牛皮泡在水里或者抻大面积，心知肚明。
读小学，他用新奇士汽水瓶盖配上小木条做成飞镖卖给同学，一毛钱一支。
因为喜欢读报，常常偷拿店里代替收银箱的小竹箩里的零票去报亭。后来，奶奶让他记帐。再后来，他跟报亭老板讲好，月结。
“哈哈，就是挪用亏空啦……”范家辉忽然转向公关经理，“这些调皮捣蛋的事会不会影响公司形象？
12岁起，每年暑假至少打两份工。他在运动鞋、滑雪手套、皮箱、火柴盒的生产流水线上停留过，当过电影院的带位员、百货公司健康食品销售员、保险推销员、快餐店员以及清洁工。最火热的场面大概是压膜：赤身穿条三角裤，戴三层手套，将一块砖伸进火炉烧制……这份工，他坚持了三天。
当时家境已经不错，他不必为赚钱打工，他说是想获得经验――了解社会的不同层次和每一种生活的样貌。
“有两句话我很喜欢，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很多事情都有道理在其中，关键是怎么去品味它，把它内化，变成自己的一部分。”范家辉说。
光合作用
范家辉上了一所基督教教会小学，70年代已有百年历史。他的父亲和姑姑们都从那里毕业，最小的姑姑品学兼优，只长他6岁。学校里始终有些六十多岁的老先生教授中文，一方面爱屋及乌，一方面怜其身世，鞭策他背下许多唐诗宋词，并把传统儒家文化交待给他。
他出示手机里新近与父亲的唱联。父亲拟一联“希望引出佳句”，他对联并横批，得回应“为父深佩”。他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，在这一刻，愈发精亮。
40多年前的香港小孩也读四大名著，范家辉最喜欢《三国演义》。“它对我后面做事情很有帮助，里面有传统价值，有计谋，有策论。但《红楼梦》我没办法，二十几岁重看，我都没办法看过第二章。后来睡不着，我就拿它出来。”
70年代的香港学制是“新中式”――英国统治者在中国学到科举制，不仅引进国内公务员遴选制度，而且用于殖民地管理，以确保年轻人把精力都用于考试升学――小学六年，淘汰80%升入中学；中学是三加二加二，中三升中四，淘汰一批然后文理分科；中五升中六，淘汰90%。最后，大学三年。“我那一代可能是一万个小学生里有一个可以进大学。”
“我比较野性，从来是蛮叛逆的，”范家辉说，“我是坐不住的人。”
因为不适应既保守又贵族还全英文的天主教中学，有一年多时间，他几乎每天打架、逃学、学会并带领同学赌博，赌“鱼虾蟹”、“利市大小”之类，很快被逐出校门。但同时，年长六岁，品学兼优的姑姑正就读中文大学，她在另一个方向上牵扯他、影响他、平衡他。他遍读姑姑的书，参加问答比赛总拿冠军，常以每日一问、问倒老师为乐。
中三到中五，伴随着调皮捣蛋、挑战权威，他蓦然又开一窍：知道不等于懂得，知识不等于智慧。他开始参加学校社团，做学生领袖；用他的话说：“把‘做反’的精力投入到做别的事。”
中六，范家辉挑了一所出过好几位“香港小姐”的中学读预科班。进去一张望，也没多少漂亮女孩。一个月后，他离开了，交了一些新朋友，每天喝酒，玩乐，混。
此时，父亲的生意已经做到快要上市，而他的个人档案（跟大陆学生类似）也相当可观，里面有斑斑顽劣，有聪颖，有天赋的领袖才能。
此时，又一位关键的女性人物出场。她本是父亲的秘书，在“那个生我的人”离开十年后，成为范家辉的妈妈。
她的英文是在街头学起的。四五十年前香港店招，一行中文，一行英文，她常坐电车，电车驶过塑胶品店，plastic company，她便收进两个单词……后来，她做到汇丰银行香港总经理的秘书。
“家辉啊，家里面的生意不是不给你。第一，给了你，你可不可以承受。第二，生意有顺有逆，有一天随时可以不好，到时候不一定有东西给你。最起码你要读一个本科，可以有一个自力更生的能力。”
“好啊，那我再去读预科，重新来吧。”
2年后，范家辉考进香港城市大学。毕业时，25岁。“公司现在在全球头百名校招大学生，但不要求他们是头百名的成绩，及格就好――我自己是后进的，我不是天才学生，我从来不要求他们读书一定好。”
商业学很对他的胃口。他的学习方法也颇可圈点――
城大的办学理念是垒砖式：每年2－3个学期，每个学期学6门功课，一年下来将近18块砖。范家辉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向室内一面青砖墙，手在砖块上移动：“三年垒下来，最后是做一个general management，总体的管理，这跟我的性格很匹配。我喜欢广度的知识，不是精研，什么东西都了解一下，最后做一个综合性的思考。我是九流十家的杂家。”
“当时有很多教授是从英国、美国回来的。你不去上课他也没所谓的，只要做功课，交论文就行。平常他们喜欢下课去喝啤酒，我就每天陪他们喝酒闲聊，这样学到的更多。比如说这个Law（法律课），课堂上讲的闷死了，几杯酒下肚，普通法的这个概念该怎么理解，为什么这个判词是这样的，他自己的想法就带出来了，比上课生动多了。”
范家辉亮出右手食指上的一个茧子：“20年没有打麻将了，从前这里是肿起来的。第一，打麻将，第二，写文章，正好笔的位置。以前也写文章，拿过一些不成熟的奖。”
“打麻将也有道理可悟：每天回去一定会想一想，今天打过什么牌，本来这副牌应该怎么打，明天再看到这个牌的时候我该怎么打。后来就学会日省吾身：我今天做了什么事；今天本来应该做什么事；今天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；修正过来我明天应该做什么。”
他也曾有过类似欧·亨利小说中苏比的幡然时刻：不行，从明天起，我要改过做人。但每每发现，三天又回到原地，老师当年评语：勇于认错，死不改悔――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扭转人生的突变强力。于是，他开始学习累积，他管这叫微积分。
“Calculus，心中要有一个微积分。这是大学教育里最有价值东西，虽然这门课我不及格。每天修正一点点，千分之一也好，万分之一也好，如果持之以恒，每天微小的改变会累积。有些十年二十年的老朋友再见到，有对我说，范家辉你变多了。比如说我的脾气其实很不好的，以前开会常常一枝笔就丢过去了，但发过脾气没有解决问题呀，关系却搞不好了，于是反省。要思考，才可以慢慢内化，行为上的改变一定是从心里出发的。”他说，最喜欢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是杨过，字改之。
走出香港
1989年8月1日，范家辉过罗湖关，只花了3分钟，往日起码排队3小时。在大陆改革开放的第11个年头，在那样一个时段，他去往深圳一家港台合资公司：“我一直在找来大陆发展的机会。”
跟鲤鱼门那家他结识了40多年的海鲜坊老板守着寸金寸土赚钱营生不同，范家辉和他的一些朋友们从很早开始就看清楚他们的路：走出香港。
“我们一直说，香港虽然发展比大陆早，但却是‘借来的时间，借来的空间’。对于上一代来说，它只是一个动荡年代的避所，它的历史感稀薄，令人很难产生归属感。”
那是一家将生牛皮加工成半成品蓝湿皮的企业。范家辉不仅学会如何将一百多斤、湿漉漉、带腐肉的半成品在卡板上堆叠起来，也有了去内地采购的经历。
从深圳开货车到河南、安徽，一路上坑坑洼洼的泥路，冬季北方的朔风，路途中一元多的二锅头，精明的回民，为企业带来利润的地下钱庄……都成为他对中国认识的一部分。后来，当身边的香港朋友用各种口吻谈论“大陆人”的时候，他笑道：大陆有三十几个省，每个地方的人都很不一样，没有一个笼统的“大陆人”……倒是香港人一到大陆，很快学会了闯红灯。
2003年，他陪家人去西安，没跟旅行团，包了个车往汉武帝陵去。一路上，他发现乡下路与路之间很少有车辆交会，即使有，车与人，车与车之间总能有序通过。乡人哪里需要红绿灯么，他感同身受。
另一次文化相对主义的经验是在印尼。90年代初，他每天在雅加达晨祷的钟声里醒来，这样的钟声，每天要响五遍。他只能上午召集公司成员开会，因为下午当地人要礼拜。下午，他花一美元就能找一个当地人陪打一下午网球……在这个天气只有热、很热、非常热三种情形的赤道岛国，几千万年以来，人们不需要时装，树上结满果实，七八斤的河鱼随手可捞，困了上树就可以睡，人们不需要储蓄……
“就像香港人比较务实、急功近利，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”后来，范家辉每到一个陌生的国家、城市，先去走访当地博物馆，像一个有经验的人类学家那样。
做直销如同做保险，都是与人打交道含量极高的生意。对市场的认识，对国情的判断，对政策、门槛的把握，对历史、文化、商业的综合考量，20多年来，范家辉在亚洲各国精研的，就是这样一门学问。在菲律宾，他曾触犯过黑帮利益，进出8个保镖陪护，行踪保密，仍然眼看着两辆车在身后爆炸；也收到过恐吓短信。
他喜欢引用毛泽东的话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，或引邓小平的话“路子走对了，政策不会变”，又或者温家宝的话“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，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；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，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。”他推崇纽约市长朱利·安尼的“破窗理论”（涵义是细节对人的暗示作用）；也有自己的话“共通的国情，就是人”。
1997年香港回归，他第一批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。此后他所有的言与行，纳入一个抽象的归纳“爱港爱国”，却有实在内容。
听范家辉谈国情――
国家的和谐是什么？就是人人有饭吃。
中国大陆自成一体。
新加坡五百万人口比上海一个徐汇区还要小。拿整个中国跟新加坡比法制、比公务员素质，这不公平。
有人性，就一定有贪腐。香港七百万人口，用十五年的时间才建立起一个制度（指廉政公署的设立），让大部分的人会害怕去贪污腐败――金钱、名誉、道德、家庭，再加上你受的教育，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是一个整体，供你掂量：代价，你付不付得起。
范家辉亦有许多管理心得，他享受这份工作。他的家人曾对公司高层说：你们不用加他薪水他都乐意这样做的。前一天，他对香港城大的学生仔讲了一句比较拗口的长句：什么叫成功？一路下来你累积的才智辛劳，交付给你最感到兴奋的事情上面所取得的成就，就是你的成功。
“总有一天，我要离开，这是我每天思考的问题。”“啪”地，他打了一个响指：“有两种离开，一是坐飞机出差太频繁，我的朋友差点乘了马航，而之前我自己躲过了华航空难……这几年我们请了很多顾问，也让年轻管理团队承担更多，让公司能够健康成长，公司的成长不能单靠一个人。另一种离开是退下来，我给自己定的55岁之前。把机会留给年轻人，把位子让出来，找一帮志同道合的企业家，帮扶一些有潜力的小企业，给他们最好的咨询，帮他们成长为大企业，让他们的员工也和如新的员工一样，都有光明的未来，给社会带来健康、可持续的发展。而我们的条件也很简单，不收钱，只要这些企业家55岁也退下来，加入我们这个组织。虽然离开打拼了半辈子的如新，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后来者――它是多赢的、绵延不绝的。”
来源：《南方人物周刊》。（责编：Starry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