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日，有媒体报道，某地民间反传销组织为捞一人就收费1.6万元，引发了公众对民间反传销组织的关注，同时也激起了众多质疑。
市场需求大，民间反传销组织应运而生
传销“打而不绝”，中招者太多
传销之猖獗由来已久，十几年来，国家一直没有停止打击传销活动的脚步，媒体也对传销的危害性进行了大力宣传，然而，传销“打而不绝”，非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，并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媒体报道显示，截止2012年，根据一些“打传”部门和民间反传销组织绘制的“传销分布图”，全国有大小传销组织3000余个，参与传销者超过1200万人，主要分布在广西、河北、陕西、河南等20多个省级区域。可见，目前参与传销活动的人数庞大且分布范围广。
尽管人们通过各种渠道或多或少都曾了解过传销的危害，但为何中招者依然众多？分析起来，一部分人是怀揣着“发财梦”，被传销组织所利用。此外，很大一部分人更是被熟人拉进传销陷阱，一旦进入传销窝点，长期接受“说教”，很难不被洗脑。
家庭力量在反传销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往往是家人发觉异常行为，从而向相关部门求助，要求解救被困的受害者。在网络上可以搜索到大量因亲人陷入传销组织而求助的帖子。无疑，巨大的需求是反传销组织产生的基石。
网上有众多因亲人陷入传销组织而求助的帖子
正规“救人”渠道不顺畅，无奈另谋他法
李旭被许多媒体称为“民间反传销第一人”，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“反传组织是求助者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常常，他们是在求助一些职能部门无果后，处于求天不应、告地无门的境况时才找到了反传组织。”尽管此话有可能夸大了事实，但民间反传销组织的存在和发展，确实折射出执法机关在打击传销的具体细节上有失责行为。
执法机关的失责，一方面确实是由于打击传销面临着诸多困难。因为前期获取证据有限，从而立案难；因为传销组织隐蔽、流动性强，从而取证难；因为法律法规不完备，从而处理难；因为主要犯罪嫌疑人难以发现，从而抓捕难……
但另一方面，执法部门间存在由于职责不明确而互相扯皮的现象。这是因为，按照规定，在我国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均有打击传销的责任，但并没有明确地职责分工，现实中就出现了责任推诿现象。
打击传销活动需要多部门配合
此外，还有一些地方可能存在地方政府对传销活动的“保护”。《反传销组织兴起打谁的脸》一文中提到，湖南某地就曾因数十万传销人员的聚集，房价暴涨，地方商业消费飙升，出现了短暂的经济繁荣，致使地方保护主义抬头。可以说，传销活动之所以泛滥，一定程度上，也源于一些地方管理部门长期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
新京报对反传销组织的调查里，当一个叫李楠的人被骗进传销后，其同学最初选择了报警，但警察以“提供的信息太少”为由拒绝立案，无奈之下，只能联系反传销组织。民间反传销组织“越俎代庖”，这当中暴露的，正是一些地方职能部门的失责，以至于受害人亲属求助举报无门，丧失信心。
然而，民间反传销组织处于灰色地带，隐患很多
不可否认，一些反传销组织有积极作用
民间反传销组织在解救传销人员上颇有成效。据北京青年报报道，全部由传销受骗者组建的民间组织“中国反传销协会”在一年内劝说解救传销人员达千人，并让十余个传销组织从内部瓦解。
北京平谷公安与反传销协会合作
不仅如此，一些反传销机构在自己的平台宣传、揭露传销的危害，并且拥有丰富详实的案例和分析，这无疑有助于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传销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虽然反传销组织合法性存疑，但执法机关肯定其积极意义，尚未采取“一刀切”的规范方式。
但整个行业鱼目混杂，乱收费问题严重
民间反传销组织自2006年开始发展，国内相继出现数个民间反传销团体，比较有名的有利剑组建的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、李旭组建的中国反传销协会、叶飘零组建的中国反传销网等。以中国反传销协会为例，它是由众多有过传销受害经历的志愿者自发组建而成的公益性、非赢利性民间组织。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对反传销组织进行指导和监管，近些年，反传销组织乱象丛生。因为往往是异地解救，免费的成本实在太高，所以反传销组织开始收取一定的成本费。从维持组织正常运作的角度看，尽管是主观定价，但其收费相对合理。法制日报曾采访叶飘零，其向记者详细解释了一份前往北京（反传销协会驻地在武汉）收取1900元的依据，其中包括往返火车硬卧票价、住宿费以及一小部分生活补助。
但一些不法分子，眼见家属救人心切，就以反传销团体的名目，声称可以帮助解救人员，向家属索取高额的解救费用，有些甚至高达两万元。据媒体揭露，反传销行业由于收费无标准，高低可差9倍。叶飘零也坦言，“这里面的乱是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人去监管，形成了一块灰暗市场。”
最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反传销组织手段违法
在解救被困人员的过程中，由于传销窝点众多，且隐蔽性极强，有时候反传组织会使用非常规手段来达到目的。比如在对传销窝点进行侦查时直接翻墙入室；在寻找被困人员时使用手机定位（只有办理刑事案件的公安部门才有权定位，且启用此侦查手段，需要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）；为获取有用信息，截住传销组织内部小头目，进行暴力逼问，有时甚至以其为人质要求传销组织放人交换。诸如此类的非常规手法无疑有违法之嫌。
此外，民间反传销组织在协助执法机关打击传销活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。据公开报道，2011年5月，反传销协会在成功劝说一位深陷北京平谷的传销人员后，协助平谷公安局捣毁了近百人的传销组织。同样，在2011年10月，央视新闻也曾报道，在多部门执法人员联合开展了两次的打击传销“拔瘤行动”中，一举端掉了17个传销窝点，而反传销协会全程参与配合，并为传销人员成功反洗脑。
某反传销组织在其网站上对定位服务的说明
叶飘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到，在安徽蚌埠市，曾有反传者承诺为受害者要回被骗钱款，约出传销组织头目之后，对其采取拘禁、恐吓等暴力手段，后来事情败露，几名反传者最终被送上法庭。
传销参与者心虚，才让反传组织敢以非法手段找人。但反传销组织原本是反对违法犯罪活动的，如果在运作中采用非法手段，其合法性更是无从谈起了。
不过，没必要一味制止反传销组织，重要的是准确定位
打击传销还应以公家为主
对传销活动的打击，目前的法律体系仍然有所欠缺。我国刑法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，却没有对参与传销进行定性。在打击传销活动的过程中，执法机关对参与传销者只能说服、教育、遣散，没有抓捕和拘留的权力，对于组织和领导传销者，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能拘捕。但实际上，众多的传销参与者实施了传销诱骗活动，并且对这些人群的说服劝解通常并无成效，已经被传销组织洗脑的参与者，在被驱散后很短的时间里，又会重新聚集在一起。
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，学界对传销活动还不够重视，相关立法工作还有很多欠缺。在专题《大学生屡陷传销，只能怪自己糊涂？》中也曾提及台湾对传销入罪的“立法”，一位刑警曾经指出，“为什么台湾、澳门没人传销？台湾把介绍传销入罪，我叫你来搞传销，这就要追究责任，还有谁敢做？台湾将传销罪叫做吸金诈欺罪，这个罪名里，谁只要从不特定人群中骗到一分钱，都叫犯罪。”
监管有漏洞，法律不完善，才有了传销生存的土壤。打击传销，应该立法先行，有了完善的立法，政府才有全面打击传销活动的法律凭据。
同时，民间力量有必要作为打击传销的重要补充，起到宣传、反洗脑等重要作用
根治传销毒瘤，离不开对公众有效地宣传和指引。一来，社会上需要真正能起到宣传作用的志愿者队伍，能够让民众真正认识传销、了解传销的危害，减少上当受骗率。而这些民间反传销组织的志愿者，大多有过传销被骗经历，能够有效揭露传销的真面目。二来，政府不是万能的，不可能面面俱到。执法机关对传销参与者实施遣散，如果没有反洗脑，这些被驱散的传销人员还会继续传销。反洗脑是必要的，这是一种需求，但执法机关很难提供这种服务。民间反传组织的志愿者恰恰对传销比较了解，有丰富的反洗脑经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执法机关可以和民间力量形成合力，更有效打击传销活动。
结语：民间反传销力量需要准确定位，不可“越俎代庖”。但前提是，公家得有所作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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